陕西汉中东郊，十八里铺陈家营，一座戒备森严的深宅大院，深夜里不时传出“鬼哭狼嚎”之声。

　　国民党军统正在这里举办所谓的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战时游击干部训练班”。而在周围村民看来，这个令人望而生畏的院落，更像是一个只进不出的“疯人院”。

　　在这里，理发、剃须、洗澡是被明令禁止的，就连上厕所也受到严格的控制。回想被骗至此，几个月来经历的种种，这个实际上是军统的“死间”培训班，让吴南山感到不寒而栗。

　　1940年10月，受国民党军统派遣，潜入陇东革命根据地的吴南山，决定向中共党组织和盘托出这个军统“特务训练营”的一切。国民党特务机关精心布设的一盘棋，终于浮出水面。

吴南山

　　1939年9月起，在毗邻陕甘宁边区的“国统区”，军统以培训抗日干部为名招收学员，学成后实施打入计划，潜入延安收集中共高层情报。这个由军统直接控制的训练班，又称“汉中特种技术训练班”，简称“汉训班”，对外绝对保密。

　　“汉训班”主任由军统头子戴笠兼任，班务具体事宜则由原军统局上海行动组组长程慕颐负责，曾打入延安的特务在此教授“中共问题”，一批身怀绝技的军统专家是这里的特技教官。

军统特务头子戴笠

　　“汉训班”学员要学习的特务专业课程，包括政治侦察、射击学、擒拿术、化妆术、隐身法，还要接受爆破、暗杀、投毒等技能培训，学会用米汤、矾水、唾液、浆糊等书写，以碘酒、火烤、水浸等方法显现的操作要领，掌握万能显影液配方和情报加密等技能。

　　这里戒备森严、没有自由，经常有人突然“失踪”。所有学员的归宿只有一个——“生进死出”——潜伏到解放区革命根据地当“死间”。

　　从1939年9月成立，到1941年3月停办，“汉训班”共招收9期学员。由“汉训班”毕业生组成的军统特别侦察组，相继被派入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，伺机从事破坏活动。

　　不久，这些军统特别侦察组扩编为军统特别侦察站，陕甘宁边区特侦站下辖延安、府谷、环县、韩城等19个特侦组，其纲领为“打入要害、长期潜伏、搜集情报、伺机行动”，而“行动”则是军统“暗杀”的隐语。

　　至1942年5月，“汉训班”毕业、训练有素的军统特务，已潜入军委二局、联防司令部、陕西省委、陕甘宁边区保安处、绥德专署、陇东专署等要害部门。他们大都身怀爆破、投毒、暗杀等技能，随时可能发起行动。

　　这个国民党军统的特务组织，已经对边区安全形成了巨大威胁！

　　吴南山早年在庆阳县樊家庙小学任教，因经常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，丢掉了工作。1940年春，吴南山被同事骗至“汉训班”，本以为是学习抗日，结果每天听到的都是“反共”宣传。几个月的受训经历，让他对国民党特务深感厌恶。

　　1940年10月，从“汉训班”毕业被派潜回庆阳县后，吴南山很快向中共陇东地委报告了自己的经历，上交了带回的“万能显影液”、“通讯密码”和“汉训班”情况的书面材料。

　　为了验证吴南山的投诚真伪，在陇东保安科协助科长李甫山工作的赵苍璧，让人将一份情报交给吴南山，随后派人截查交通，未发现其夹带情报，从而证明了他的可靠性。

李甫山

　　吴南山交代的情况，让陇东党组织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，迅速上报延安。中央社会部认为案情特别重大，决定立即组织侦破。

　　获悉国民党军统的如意算盘后，陇东地委表面上不动声色，实际已将吴南山吸收为陇东保安科的秘密外勤人员，让他继续与军统特务组织保持联系，公开身份还是教师。1941年春，根据吴南山的工作能力，也为了掩护他开展工作，边区政府任命他为庆阳县教育科科长。

　　此后，吴南山利用自身的特殊条件，在李甫山、赵苍璧布置下，运用“钓”“诱”“查”三种手段，引出了“汉训班”潜入根据地的一个又一个特务。

赵苍璧

　　钓——通过与西安的正常联系引敌上钩——吴南山用化学密写向西安通信，说有情报上报。军统随即派员前来接洽，贺铸、刘志诚等人先后进入视线。而所谓的“情报”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甚至虚构的情况。

　　诱——利用公开的科长身份诱敌投靠——军统试图在陕甘宁边区建组，派高巍等三人来到陇东。一时找不到掩护身份的高巍，主动找到吴南山，吴南山便以科长身份把三人安排到中学任教，将其纳入了控制范围。

　　查——利用曾在“汉训班”受训的条件主动发现特务——吴南山到专署办事遇到了第四期学员郑崇义，此人已潜入专署秘书科当文书。郑崇义的情况也被掌握。

　　1941年10月，吴南山参加完教育科长会议，在从延安返回庆阳的路上，遇到了“老同学”祁三益。正是这次偶遇，带来了彻底侦破“汉训班”特务案的重要机遇。

　　祁三益是军统派遣特务延安联络组的副组长，曾在1940年3月与吴南山一起受训，精通爆破技术，号称“爆破大王”，后留“汉训班”当特技教官，这次去延安，“是想上学或者找个工作”。吴南山提出，不如先去庆阳找个差事，再作打算，于是把祁三益带回了庆阳。

　　在庆阳待了20多天，祁三益没有新的动作，只是不断催促吴南山办去延安的手续，说“再迟就要误事”。

　　祁三益急于去延安联络，难道延安有大批潜伏特务？得知这一消息的边区保安处，急派“东方福尔摩斯”布鲁赶往庆阳——抓捕祁三益，突击审讯！

布鲁在延安

　　被捕后，祁三益很快交代了他的任务，是把分散在延安各单位的潜伏人员联络起来搞行动，而想想祁三益“爆破大王”的名号，布鲁等人惊出一身冷汗。更令布鲁吃惊的是，这次与他随行的工作人员李峰壁，竟也是“汉训班”打入的特务。

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旧址

　　随着祁三益的投诚，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在军统西安特侦站里有了“内线”。祁三益直接认识多期学员，又是上级指定的联络员，通过祁三益识别特务相当方便。布鲁把祁三益安排在延安新市场附近的学校工作，要求他继续完成联络任务，在延安城里查找“汉训班”特务。

　　延安新市场是延安的热闹地方，各色人等频繁出入。成天在市场游逛的祁三益，很快有了发现——军统西北特侦站延安组的联络员杨朋、李春茂，先后被他识别发现。通过特侦站延安组的三个联络员祁三益、杨朋、李春茂，边区保安处又掌控了一批潜伏特务。

延安新市场

　　1942年“五一”劳动节，延安各界在南关大操场举行庆祝大会。李春茂一眼发现了人群中的赵秀，他是西北特侦站派到延安的总联络员！至此，军统西北特侦站延安组的所有骨干，均已被边区保安处掌控。

　　这一年的5月间，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已基本掌握了“汉训班”在边区的全部潜伏情况，中央社会部和边区保安处决定收网，实施逮捕。

　　1942年底，“汉训班”案件全案告破，共发现军统潜伏特务32人。

此案被称为“延安反特第一案”。